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1130/cc30xiao/

民权英雄郭飞雄

民权运动的历史画卷，正在今天的中国展开。正如美国民权运动之有马丁·路德·金，今天中国的民权运动同样涌现出众多灵魂人物。周五被中国政府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推上被告席的良心犯郭飞雄，便是其中之一。

如果说，美国的民权运动是为几千万美国黑人争权利，那么今天中国的民权运动，并非只为特定的种族争权利，而是为全民，即为几乎每个中国人争权利——不仅体制外的中国人属于无权者，就连体制中人哪怕当权者，一旦权斗落败，其人身权利也会立即失去法律保护，而不能不任人宰割。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属于权利序列的黑人，比当初美国黑人的生存状态更糟：既没有自由，更没有平等和公正。

这正是郭飞雄投身民权运动的原因。郭飞雄本名杨茂东，1966年生于湖北谷城， 1988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大。名校出身的他如果做驯服工具，会有很好的职业前程。即便后来告别体制，他作为民间出版商的事业也非常成功，以至于可以在广州的繁华地段买下豪华公寓。但他选择在事业高峰期的2001年结束这一切，义无反顾地踏上民权运动的荆棘之路。

2005年开始，作为北京智晟律师事务所的法律顾问，郭飞雄南下广东，参与了南海、佛山、番禺等地的维权运动，从此跟广东公民社会结下不解之缘。其中，番禺太石村罢免村官案最为轰动。太石村因发生严重财务问题，村民要求罢免被质疑贪腐的村委会，但区政府动用上千警力镇压，拘捕了几十名村民，致使事态升级。作为维权村民委托的法律代理人，郭飞雄动员了知识界、舆论界、法律界的众多精英投入其中，开创把公民社会的力量引入维权事件的先例，在基层政权层面跟体制展开激烈博弈。因2003年大学生孙志刚死于收容遣送制度发轫的维权运动，至此走向政治维权的高潮。

走向政治维权即事实上的民权运动。恰在太石村事件前后，北京有许志永、滕彪、郭玉闪创办的“公盟”横空出世，山东有赤脚律师陈光诚因维权被囚。三大维权事件联翩而至，2005年成了中国政治维权即中国民权运动的元年。郭飞雄则是政治维权最早的定义者、构形造势者和“炮灰级”直接行动者。

他为此遭受残忍报复，付出了巨大代价。从2005年4月至今，先后四次被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等罪名刑拘，其中第三次被判入狱，坐牢五年。对他的审讯多达二百余次，包括十三天十三夜不让睡觉的车轮战提审。殴打、拔头发折磨，乃至电刑。这些真实的、并非电影情节的极限考验，都是为了摧毁他的意志，迫使他屈服，迫使他退出民权运动。

但加害者显然低估了他的意志力，他不仅不就范，不低头，反而愈挫愈勇，以至创下总共186天绝食抗议的惊人记录。2011年出狱之后，他迫不及待地再度投入民间抗争，和广东公民社会同仁一道，扎硬寨，打死仗。最经典的一幕，是震撼世界的2013年初南周新年献词事件中的街头声援。这次街头声援是1989年之后中国第一次成功的政治集会实验，是公民以主权者身份积极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的大胆尝试。郭飞雄是当之无愧的领军者。而后，他又马不停蹄地筹划了敦促全国人大批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公民联署。并组织“八城快闪”，派小团队到八个城市巡回宣传，再度开创公民政治集会的新纪录。

作为民权活动家，郭飞雄的无畏、决绝固然鲜有人及，但他清明的理性更难能可贵。这在南周新年献词事件中也有经典体现。2013年1月7日上午，街头抗议者刚刚聚集，就接受了现场警察的建议，从广州大道干道和南方报业大门口撤出，全部退入人行道走廊，广州大道同往日一样畅通无阻。人行道走廊也绝没有发生因过度拥挤而无法通行的情形，持续三天的街头集会始终和平有序。这一点已为诸多在场者的证词，包括南方报业诸多编辑记者的证词所证实。而这一切，跟郭飞雄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发起街头集会之初，他就清醒地限定了行动的目标和区域。他更在现场直接发挥作用，1月7日下午5点即主动劝说抗议者离开。正如郭飞雄后来所称：“我们的政治目的是严肃的，我们的行动目标是节制的，我们的运作手法光明磊落、宽和恭谨。”其后的“八城快闪”，仍然目标有限、手段平和、高度节制，采用的仍是国际例行的公园——人行道活动模式，对公共场所秩序没有构成任何冲击扰乱。

事实证明，郭飞雄是勇者，更是智者。虽受尽折磨、九死一生，但没有仇恨，没有戾气和偏执，仍保持着美好的人性和健康的心态，超越了敌我意识、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他坚决伸张民权，却并非如当局恶意猜度的那样是为报复、夺权甚至颠覆。在他看来，这猜度实在是一种侮辱，无非“以极权专制主义者之心度自由民主者之腹”。他对民权、对宪政怀有宗教般的信仰，他追求的是这大地之上的理想性，而不是数年即逝的个人权力。他坚决主张公民行动并身体力行，但他同时强调自我规制，强调自由与秩序的均衡。他是坚定的反对派，但更是负责任的反对派，建设性的反对派，更着眼于以文明理性的和平反对，为中国下一步必将到来的政治转型做出优良示范；而不是不惜玉石俱焚，不是唯恐天下不乱。

都是民权运动，但中美两国民权运动的制度环境完全不同。美国的宪政体制与民权是兼容的，民权运动不仅不跟体制对立，反而只是民主的深化。所以马丁·路德·金并不孤独，有最高当局的合作包括艾森豪威尔、包括肯尼迪和约翰逊三届总统的合作，包括国会和最高法院的合作。美国民权运动因此容易形成合力。中国则恰恰相反。郭飞雄坚定地信任人性，包括信任体制内的人性。这当然是对的。但无法否认的是，无论人性多么顽强，都无法改变专政体制的刚性。体制中人可能会走向郭飞雄期待的良心起义，但专政体制本身绝无出路，绝无可能与人性尤其与民权兼容。这就注定了中国民权运动的坎坷与悲壮。专政体制不容许任何挑战，不接受任何压力，不容忍任何社会资本包括智力资本和道德资本的聚集，而不惜扼杀于萌芽状态。中国的民权运动只能屡仆屡起，屡败屡战。说中国的民权事业、中国的宪政转型是人类历史上最艰苦的工程，绝无半分夸张。

敢于以有限的人生投入这几乎是无限的转型工程，需要惊人的毅力与意志。郭飞雄不仅无畏而决绝，而且有着巨大的平衡能力，有着清明的理性。必须要有这样的人投入，中国的转型进程才可能最坚决同时最稳健，才可能把社会成本减至最小，也才可能克服对转型失控的莫名恐惧，建立起成功转型的全民自信。

如果说民族、民生、民权是百年来中国的基本问题，在民族独立、人民温饱基本解决之后，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民权问题，中国急待民权补课。必须让亿万无权者告别制度性隔离，不再被代表被僭越，被歧视被侮辱，而是成为真正的主权者，因拥有真正的主权而对国家有认同感和责任感，这国家才会是共同体，才会真的有和平，有和解，有合作，有未来。否则一切无解。技术解决最多起到局部缓冲的作用，何况这作用越来越递减而抵达极限。必须从民权入手才有望根本解决。现在已经到了这关键时刻。

郭飞雄曾经有过断言：反宪政者，皆国贼也。同样可以说，迫害郭飞雄和他的战友们，亦国贼也。郭飞雄们面对的专政体制确然强悍，但问题是，这体制正遭遇一种更强悍的力量即趋势。这趋势即民权运动的趋势，这趋势即亿万无权者觉醒的趋势，这趋势即亿万无权者要站起来成为主权者的趋势。手无寸铁的郭飞雄们在物质意义上再弱小不过，但他们的理想和追求合于趋势，世俗意义上的强者不该无视这一点。

笑蜀，本名陈敏，曾是《南方周末》报纸高级评论员和《炎黄周刊》杂志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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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4年11月28日，郭飞雄案在广州天河区法院开庭。次日11月29日凌晨2时50分，审判长强行宣布庭审结束。本文即郭飞雄法庭陈述。

人民主权：我的坚守与梦想——郭飞雄法庭陈述

一九八四，这是奥威尔的一部名著的名字，也是我切入自由民主运动的时间起点。

这一年，十一月一个寒风刺骨的傍晚，在上海华东师大西区食堂的咖啡厅里，我有幸听到了一位老人的演讲，老人的面庞刀削般刚硬，瘦矮的身体几乎都裹在灰色的风衣里。他用尖锐的江浙口音的普通话直接点名批评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头脑僵化、对社会实施思想禁锢、动辄以政治批判压制作家的创作自由。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名叫王若望。此时我刚从鄂西北山区县来到大上海不到三月，平生第一次目睹有人在公开场合严厉抨击最高领导人，我的心灵所受撞击之深是难以名状的。

当时的上海正沉浸在一场前所未有的自由思想“小阳春”里，是年夏季，开明政治家胡耀邦扭转此前的极左回流，在作协四大上宣布政治权力不再干预作家的创作自由，受此激发，上海地区倾向自由的教授、学者和作家们迸发出强烈的政治和思想言说激情，他们像开春躁动的生灵，纷纷走入大学讲坛、学术研讨会、沙龙、咖啡厅，发出要求思想自由和政治改革的呐喊。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牵引着他们相互竞赛，比试谁能更新颖、更深刻、更立体的引介西方现代文化思潮，比试谁敢于讲出更多的真话，敢于直指反专制争民主的主题。王若望先生即是其中言论最大胆的自由作家之一。实在的说，这些自由的传播者及其全国的同道，当时在学术专业性方面或许有所欠缺，但他们的言行透出了一种法国启蒙运动学者那种无畏而激烈的思想气质，展示了人类精神品格原初的理想性、纯真性和简单性，这在某种意义上奠定了后来三十年中国自由民主理想主义者的精神基调，我本人可以说就是在这场“小阳春”中获得启蒙的，是这些自由的传播者大胆、开放、多元的言论的受益者。作为哲学专业的求学者，我的知识库或许稍稍偏重于对中西古典名著中的理论资源的汲取和反刍，但从精神品格和政治倾向的形成上，我是一九八零年代自由精神的产儿。

自倾听王若望先生演讲前后的那段时间开始，我就是各类学术讲座政治讨论的赶场式的听众，也是校园里带有青春骚动性质的球迷闹事、食堂罢餐等事件的现场“围观者”。那几年，人们对后极权统治下的禁锢、压抑越来越感到难以忍耐，一种越来越强烈的直接行动的政治脉动在青年学生中酝酿，它终于在1986年12月的学潮中爆发，“小阳春”滋养下的上海实际上是那次学潮的中心。我一生中真正投入自主决策：带有高度风险性质的自由民主运动，是从1986年12月22日的大游行开始的。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宽阔的上海人民广场上，我们一行数人举着标语，突然面对脚步咚咚地奔涌而来的数千名青年工人时我的心情曾是何等的紧张。1989年波澜壮阔的全国学潮爆发时，我已是武汉一所大专的教师，同八六学潮时一样，为了尽义务，也仅仅只是为了尽义务，我做了自己作为一名自由知识分子应该做的直接行动。其后十余年里，我间或回到武汉，或徘徊于当年演说时的站位，或回顾某一危急时刻电光火石的一刹那，以及一青年学生突然模仿电影情节高喊“冲啊”引发数百人（或许数千人？）奔跑瞬间造成我们脚下的长江大桥像蛇一般扭动的那令人惊骇的魔幻一幕，心中深深明白：我的一生，业已和那个时代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八九·六四北京长安街上发生的对和平抗争的青年学生和青年市民的屠杀，是人类历史上最丑陋的事件之一。它造成了中国政府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彻底分裂。从此我决意，永远不向屠杀无辜民众的强权者妥协；从此我决意，将生命投入到中国自由民主事业中，尽职尽力、受危受难、承天之意。后来我们知道了，从最黑暗的时刻开始，中华大地上无数不屈的心灵几乎在互不知晓的海洋孤岛状态中不约而同的展开了政治反对运动的新一波原始探索。十余年间，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一代奋斗者如同神农尝百草一般，尝试了各种和平反对的斗争形式，直至一九九零年代中后期，自由主义政治学说传入中国，促成了中国自由民主理想主义者的思想成熟；直至世纪末互联网时代突如其来将在茫茫迷雾中长期探索互不知晓的奋斗者联结成网；直至2003年—2005年，宪政自由主义的行动派——维权运动诞生成形，中国政治反对运动因此找到了具有高度原创性、深扎本土、不可磨灭的扩展道路。

2005年1月28日，我和范亚峰等人从北京八宝山赵紫阳先生遗体告别仪式上走出。我心情沉痛地怀抱着赵紫阳先生的大幅照片，走在人行道上，对面站着不少警察，回头向殡仪馆方向看去，只见它的外面排着由参加告别仪式的人们汇成的弯弯曲曲的黑色长龙。我问范亚峰：估计有多少人？他略一沉吟，回答：今天加起来，少说也有两三千人！那段时间我正和范亚峰等人商议如何推动民间的有效联结。此后数日，我们反复研讨，得出一致判断：不同于1989年悼念胡耀邦先生时公开合法的境况，参加赵紫阳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发生在高压时代，官方要求每个人凭身份证登记、认证。这犹如一把悬剑，潜含不确定的风险，令许多人望而却步。即便如此，仍有数千人毅然出席，足以证明人们的道德勇气正在恢复，民主运动的人气正在重聚。根据这一微妙的政治浮标所昭示的信息，我们决意采取大胆、坚决、持续性的行动，尝试将民主运动升级至新阶段。半年内，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法律、思想集群横空突起。这段颇具象征性的插曲，见证了维权运动与八九学潮之间有着怎样的精神血缘联系，也见证了行动者是如何与心怀皓皓之白而逝的伟人同命运、与自由精神不灭的永恒的八九一代共风险中汲取力量的。

我们以集群之力，在统治者也表面认同的中性法律区间内，公开、合程序的活动，捍卫公民的人权和政治权利，弘扬自由民主宪政的理念。我们所推动的蔡卓华印刷圣经案、太石村罢免村官案等个案维权和政治实验，通过互联网这一加速器、放大器发酵和传播，引发了公民社会的广泛同情和立体介入。越来越多的自由民主理想主义者勇敢的站了出来，越来越多孤岛般各自为战的奋斗者通过参与维权或接力绝食联结起来，越来越多被侵权的底层反抗者在英雄的维权律师辅助下走上自觉的政治维权道路。四宇光明，八方星聚，汇成浩浩洪流。在多元合力下，中国政治反对运动由曾经被迫的边缘重回民间公共精神生活的主流，其汹涌澎湃，逐波升级，引发了后极权维稳体系的高度恐惧，严酷的打压随即而来。

作为维权运动的最初定义者之一、构形造势者之一和“炮灰级”直接行动者之一，我屡次首当其冲。从2005年4月至今，我先后四次被刑事拘留，其中第三次被判入狱，坐牢五年。在这四次拘押中，我曾呆过六个看守所，两个省级、两个市级、两个区县级的。警察和秘密警察对我所进行的共计二百余次的审讯可谓创纪录，有时他们甚至是一日数次让已判犯人用担架将绝食中昏沉乏力的我抬上四楼，而后固定在铁椅上。在这四次关押期间，我曾五次绝食，绝食总时间为3天＋59天＋24天＋75天＋25天＝186天。我的激烈绝食曾引起自由阵营的有力回应，在2006年接力绝食运动中起到了某种先导或示范作用。但后来有秉持世俗人文主义立场的朋友向我善意的表示不解：自由民主主义主张人性，承认合理利己主义，你总是绝食，自己把自己弄得很惨，似乎有违人性，意义也不大。由于不愿用“大道理”面对面的回应世俗人文主义，我一直未曾正式答复这一批评。无形之中，绝食日记或者回忆录已不再续写，相关的激励推动亦弃而不为。但临当必要个人的绝食仍然进行——为什么？我为什么绝食？为什么坚持绝食？从头至尾，我的答案一直很明确：我绝食，不仅仅是为了向极权体系的政治迫害表达强烈抗议，而且，主要是为了自证——向我自己、向我内心永恒存在的最高神明见证我自己，我是真诚的，是在为纯正的自由民主理想而受难，为心田永远不可玷辱的洁白而担当。推源溯流，绝食行为的原初模型是苦行僧的苦行，他们为某种理想而尝试肉体的极限。现实中我的绝食，是安全的、可控的，绝食过程是尊严的，旁观者的敬重自不待言，最重要的不在于外界反应，而在于内心体验。第一次绝食后，我惊奇的发现：过去熟视无睹的墙壁原来是这样的洁白。浮想中我又顿悟那些虔诚的教徒们心地是何等的圣洁，而被滚滚红尘缠绕的我也有机会在尘世中摆脱缠绕，走向心灵的圣洁。每次长波段肉体减压后的清澈洞明的心境，都让我感到尘世的杂质和内心的杂质已被过滤；我们所追求的结构性、制度性的自由民主理想超越了个人命运，超越了兴衰成败，显示出超凡脱俗而又驾驭凡俗的“大地上的神性”，值得为此付出，值得将生命沉浸其中。虽然并不是全部如此，但总有那么一段持续性的美妙时间，我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为自由民主而受难的我，正在幸运地分享或映射我内心永恒的神灵，那光明灿烂的影像，正在体验一种指向极致的纯粹精神欢乐。对于我们短暂而凡俗的生命而言，什么是永恒？永恒就是这样的时刻。我从不主张他人模仿我的长波段绝食，2006年接力绝食运动就要求参加者绝食不超过48小时。但我从不认为，绝食与人性相悖。相反，绝食是和平抗争的有力手段，是自由民主理想主义者内在力量的表现，是受难担当的见证。绝食行动内含的人类对宗教情感或宗教般圣洁、至上性精神价值的追求，本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所尊崇的个人自由、个人自治主权和人民主权、自由民主政体，自身就内含着人道和自然法意义上的理想性。当这一代人面对着有着罕见的专横残暴记录的极权体系的高压、政治恐惧症普遍弥漫之际，尤其需要我们通过各种有效手段，有力的、有节制的、审慎的激发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潜存着的对理想性精神价值的追求，借助由此焕发的强大的内在力量，帮助人们治愈那种表征着主体萎缩的不自然的、不健康的、有违基本人性的政治恐惧症，走向对个人自由的正常捍卫，对个人政治主权和政治权利的主体伸张。这一切，是可以与有原则的合理利己并行不悖的。民主运动并不反欲望、反功利、反世俗，那些生命冲力理应得到包容、顺应，但必须受到精神力量的规制、驾驭。民主运动是人性的运动，也是道德的运动、理想的运动，它激励业已觉醒的公民和正在走向觉醒的公民正视每个人所拥有的无限珍贵的精神价值，表现出自由民主理想相称的主体自觉和道德担当。这就是我在各种场合一直呼唤主体自觉、呼唤人民主权和个人政治主权、呼唤堂堂正正履行公民政治权利的深层人学动因。至于个人绝食，对我而言，是高度内敛的自我激励、自我见证方式，是我坐牢的功课之一。每次苦行受难，都让我的心灵得到了某种净化。我珍视这种与自由民主理想共振的个人体验。

对于警察和秘密警察的无休止审讯，我基本上以零口供形式回应。审讯者之所以对我屡下重手，使用各种手段折磨，就是因为我的沉默和不妥协。在对我实施电刑时，行刑者一边对我的头、手、小腿、大腿、下部依次电击，一边恶声暴骂：“给你缓刑你不要，你偏要坐牢，让共产党出丑，看看到底是你狠，还是共产党狠！”他们几近疯狂的折磨和逼迫我，强迫我在法庭上认罪，承认跟共产党对抗是错误的，自愿放弃推动民主，以此获取缓刑，而后接受安排重回大学教书。他们企图就这样通过迫使几位他们所称的“扛大旗的”接受缓刑，达到丑化维权运动、瓦解民间斗志的战略目的。在2007年，我们想坦坦荡荡、自然而然的为推进民主而坐牢，都异常艰难。这可能是后人所无法想象的事。我曾遭受十三天十三夜不让睡觉的车轮战提审，曾长达四十二天被手脚穿插钉镣在床板上，曾遭受无数次辱骂、殴打、拔头发折磨。在真实的、并非电影情节的极限考验中，行刑者将高压电棍集中在我的下部施以电刑。为了维护我永恒的人格尊严和男性的完整性，我不得不以承认事实上并无法律证据的“非法经营”，让行刑者有所得而住手，侥幸避免了如同仓在押人员那样下部电成一片黑糊的悲惨命运。当日凌晨，悲愤莫名中，我一头猛力冲向玻璃和墙，以死抗争，又侥幸未死、未残！但春节过后，电刑又来。在任何情况、任何逼迫、任何折磨下，我都坚守住了两条底线：绝不放弃自由民主理想、绝不出卖或者指认他人。这也是审讯者不断夸赞我的人品、且因此有所收敛的地方。在和平年代未曾料到的严峻考验面前，我守住了自幼就坚持的人生信条，守住了心田永恒的洁。任何时候，我都可以微笑着对他人、对我自己说，我在绝境中的行为，对得住“人”这个称号，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仅此而已，此生足矣！

人云：“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其实，从容就义并非至难，双眼一闭，形体毁灭，精神永恒。而没有底线的暴力狂施加的无休止的肉体和精神折磨，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此时此刻，如欲守住心田的洁或许比从容就义更难？我的个人选择自然并非对于人格问题的标杆，那种高压下暂时妥协而后关云长般复归道义、再证尊严的做法，亦令我很敬佩。即使高压下崩溃，虽不可取亦非大恶。我的惨痛的亲身经历，让我对人性有了更多的宽容和体谅，而普遍的宽容和体谅氛围有助于受害者的心理健康的恢复和尊严的再证。真正应当鄙视的是极权主义的下作败坏、返古兽性。他们不是像古义所要求的那样尊重对手的人格尊严，让对手有尊严的去坐牢，有尊严的去死亡；而是专门以侮辱践踏对手的人格尊严为能事。我相信，万古千秋的人类都不会不鄙弃这种灵魂的卑劣。万古千秋的人类都不会不鄙弃那种公然否认人道和正义的普世性、公然用高级哲学去合理化论证美化暴力暴行专政兽性的极权主义。

2007年，“正常地”、堂堂正正地、顺顺利利地为自由民主去坐牢，曾经是被捕后还须付出巨大的惨痛的代价才能达到的目标。2007年，我历经磨难，仍坚守底线，才迫使维稳体系放弃强迫我法庭认罪、接受缓刑的幻想，获刑五年，而后光荣的去坐牢。我的坐牢和选择直接挫败了后极权维稳体系的战略计划，我的作用可能是微弱的，但就像一根小小的鱼刺，卡住了维稳体系的咽喉。而后，胡佳力抗逆流，高智晟再次人格起义、勇薄云天，张祖桦、刘晓波动员知识界集体发声，胡佳和刘晓波获得国际大奖，茉莉花运动遍地开花，中国政治反对运动的多中心、网状结构于是彻底铸成，“愈压愈涨潮”的奇局令民间振奋，令强权者惊骇。返回到2007年，在扇起风暴、激起其后数年民主运动升级涨潮的“蝴蝶效应”里，那在大地上方飞翔的数双蝴蝶的翅膀中，应该有一双是属于我的吧？七年后的今日，在这一波打压的狂潮中，除了“实业界的良心”王功权先生和“赤壁三杰”黄文勋、袁小华、袁奉初以外，坐牢的目标已不再那么难以达到，有十几位民主战士已光荣获刑，其过程平稳、波澜不惊。丑陋奇诡的强迫“认罪”“缓刑”的肉体－精神折磨正在减弱。虽然乌云依旧翻滚，但强权者钢铁浇铸的冷酷心地毕竟多了一些回避兽性折磨的羞耻感。在民间，把为推动自由民主而坐牢、而担当、而受难视为光荣的道德价值高悬，光明灿烂地闪耀，那个我们希翼和向往多年的一代自由民主理想主义者良知起义、担当命运、逐波逐波地走向直接行动从而“填满监狱”的时代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在觉醒的一代公民崛起的一代主权者面前，极权主义获得的将不仅是出丑、出更大的丑，它的自心而溃、冰消雪融，是任何强权枭烈都无法阻挡的。因为兽性永远压不住人性的成长和伸展，它不仅会在尘世间处处碰壁，而且也违反它自己的载体“人”的目的“人”的规则，因而或迟或早必将自我毁灭，从历史画册中卷铺盖走人。

在我公开挑战极权并反复被捕或入狱的动荡生涯中，我的妻儿受到了最大的牵连。2006年3月10日，太石村村民参加人大代表竞选，我的妻子一大早出门买菜，竟然遭到了女特务的拦路阻止，她气愤地回家告诉我，我下楼找特务评理，被早已准备好、埋伏在楼下的特务打得满脸是血。我曾带十岁的女儿和五岁的儿子去中大西门购书，在公共汽车上，几名特务轮流上前，放肆地对着我的女儿和儿子的脸拍照、摄像，全车人一片惊恐，不知发生了什么。我的女儿大了，亦懂得了害怕，一次在我们全家四口如往常一样前往体育中心露天健身器械处锻炼时，六七名特务在身后很近的地方紧跟着，并用广东话高声吵嚷着什么。女儿不时扭头去看，满面惊恐，对我低声地指责道：“爸爸，就怨你！就怨你！”我痛苦得无言，八年来这一幕在我脑海中时常浮现。2007年春，广东国保在审讯我时，曾对我发出威胁：如果我不认罪接受缓刑，坚持要坐牢，我的儿子就上不了小学，女儿也会被安排到很远的初中，将来她读高中时，会被电脑派位到农村中学，让她读不上大学。对他们的威胁，我是完全相信的。我知道这个特务机构的做事规则和过往纪录。在未被关押状态下，我曾为解除特务对我儿女的人身威胁，并为抗议汕头警察开枪射杀数名保卫土地的无辜农民、捍卫《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新闻自由等事，而于2006年2月8日在中南海国务院门口绝食。但是，在囚禁中，我无事可为。2007年11月中，我在天河区法院被宣布判刑五年，临走前，我转身问旁听的妻子：儿子上学了吗？妻子回答：没有，他们不让。回到广州市第三看守所监室里，当晚，我辗转反侧，几乎通宵未眠。数日后，同仓一名已判的、五十多岁的经济犯突然问我：老杨，你的头发怎么白了一片？我不大相信，监室里没有镜子，我只好让其他几位在押者看看，众人异口同声。由此我才相信：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头的故事，发生在了我身上。我曾把儿子被阻止上学的事讲给那位五十多岁的经济犯听，他先是摇头：什么年代了，怎么可能还有这种事？！我一一道来，一一解释，他出于对我的人品的一贯认同，终于相信事情是真的。这位一九六零年代曾因家中地主成分饱受欺压的经济犯，突然蹲到地上，双手捂脸，无声地抽泣起来。不让我的儿子读书，我没有哭，他却哭了。我没有哭，可我的心一直在滴血。此后一年间，心中不时有一个声音提醒我：不能再这么下去了，不能再这么毁了儿女一生的前程，得采取行动。这就是我在2008年底通过梅州监狱的探视窗口对妻子提议让她们母子三人设法出国的原因：让儿女到一个受教育权不会被破坏和阻挠的自由国家去，无忧无虑地上学读书，这是为人父母者目前状况下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在侠义的王女士等人帮助下，我的妻子、女儿和儿子辗转来到泰国，滞留数月，却在签证上遇到了意料之外的麻烦。此时，宾馆里突然住进了数名奇怪的国内来人，妻儿出门时又神秘地差点遭遇车祸。关键时刻，令人尊敬的傅希秋牧师和另一名高尚仁慈的英国女基督徒冒着极大的个人风险，引领她们母子三人来到了美国，她们随后得到了人道的美国政府和人民的接纳、帮助。孩子上学读书之事从此不再成为疑难。对于危难之际冒个人风险救助我的家人的傅牧师、英国女基督徒和侠义的王女士等人，对于人道的美国政府和人民，对于伟大的基督教会和高尚的基督教徒们，我的心中永怀深深的感激之情，虽没齿不忘。他们的义举让我直接地、深沉地感受到了人类之爱的普遍、无私和崇高，感受到了自由民主文化博大堂正的气象。这对于我的灵魂也是一种洗礼和提升。

2011年9月13日出狱后，我通过网络和妻儿建立了联系。当我读到女儿借用动画讲述的出国历险故事，读到故事中表达的她的被动、她的迷茫、她的不适应，以及她对故乡童年伙伴的思念时，我的泪水竟如温凉的溪流缓缓潺潺，断断续续，流了三日。作为男儿，在狱中，为任何事情，包括儿女，我都没有流过一滴泪。女儿得意地问我：看过哭了吧？我答：哭了很多。可女儿已经不再是幼年时那个总爱让抱让背的娃娃，她已长大，长得高高的，性格变得骄傲、叛逆，事事由自己拿主意，与我的距离似乎越来越远。她对我自公开挑战极权以来的十八年间欠下太多亲情和责任隐隐不满，不时反讽，甚至很少再以“爸爸”称呼我。我心中隐痛，却茫然无助。一想到女儿和儿子，无尽的内疚总是把我的心田淹没。数月前的2014年7月4日，在天河区看守所会见窗口，张雪忠律师告诉我，去年十月，女儿曾为我画了一幅像，据说画得还很像，画中我的身后是群山，画上写着“高山仰止”四字。这幅画曾在一个庄严的殿堂展示，为的是呼吁营救我。虽然我自知尚不足当此期许，但我从传述字里画间读到了更深的意蕴，这意蕴让我满目透亮，穿越厚墙，直照云空：亲爱的女儿，在这特殊状态下，我又一次赢得了你对我公开表达的爱！

2011年出狱后，看到国内自由力量遍地开花、遍地集群的情势，我心中的振奋不言而喻。作为理想主义者，努力升级民主运动是我注定的选择，而且比以前更坚决、更稳健、更阔大。在这公开履行公民政治权利的新阶段，我和广东公民社会同仁们一道，扎硬寨，打死仗，直接行动频频。藉声援南周事件的历史契机，我们成功进行了一场有序、理性、节制、平和的政治集会实验，并巧妙地以我们在街头政治上的率先突破为杠杆，造势增速，推动全国民主运动潮涌。要求全国人大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签名运动和“八城快闪”街头宣传，是我们推动“除恶法，修良法”的社会运动的起步实验，也是我们将觉醒公民的直接行动提升为富有普世价值“沉甸甸的含金量”的公民社会主权实践的一次重要努力。后极权维稳体系依据其镇压惯性，将上述两桩政治实验列为我“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两大罪名，亦并非意外。古曰：“与虎谋皮，未知其可。”但是，自由民主宪政主义对于极权主义，必须与虎谋皮，必须用真理的力量逼迫这个“人虎”脱皮去牙，回归人性，放弃僭权，还我主权。

下一步我被判刑，亦在政治迫害的惯性之中。为捍卫包括《南方周末》编辑记者在内的所有中国人的言论自由，为施压要求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而坐牢，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光荣。今年开春，风和日丽，入夏，风云际会，我和全国数十位民主战士的先后判刑坐牢，不仅于平衡强权者、激发更多公民觉醒并参加民主运动的大局有所佐助，而且于我个人的养心净神也不无小补。不管此次将被判刑多少年，坐满出狱后，我的第一选择仍将是为推动宪政民主事业而直接行动。

对于自由民主理想主义者来说，行动是必须的，因为只有行动，我们才能向历史见证：我们没有向极权政治的兽性屈服，没有放弃人类的尊严，没有放弃坚守心田那不可玷辱的洁。屠杀无辜、奴役人类的行径是不可接受的，我们永远不会向肆行高压和暴力统治的强权者妥协，我们给予极权主义首要的、实际上也是最大的惩罚，就是依据人道和正义的基本规则，判明其反人道、非正义的本质，从道德上彻底抛弃之。我们坚信，未来千百代的人类也必将根据同样的规则作出同样的选择。力量或有强弱，但弱势的自由民主运动必须向强势的极权主义不断地发起和平的反对运动，哪怕是做推石的西西弗斯，盗火的普罗米修斯，逐日的夸父，或移山的愚公。见证不屈，是我们的政治反对运动的首要意义所在。

对于自由民主理想主义者来说，行动是必须的，因为只有行动，我们才能摆脱极权主义通过暴力和谎言制造的政治恐惧，恢复我们自然、健康、自由、主权的人性。在极权主义不断蜕变的大势下，人民依然处在大面积、持续性的政治恐惧中。这是很不正常的，这属于人民的心理病态。当代中国的宪政民主事业推动者，必须找到为自己、也为民众进行心理疗伤的有效方法。这首先需要我们呼唤、高扬自由民主价值的理想性，以理想激发公民对个人尊严、自由、权利、主权意识的觉醒和尊崇，驱散心灵被极权主义所蒙上的被动驯服、过度恐惧的迷雾。这将进一步催生一代觉醒的公民的主体自觉，激励他们担当道德自由的责任，为维护个人自由权利、为推动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宪政民主事业而行动。行动是最好的启蒙，行动是主体自觉实现的客观见证。行动，以及承其后果而后更坚决、持续的行动，不仅是公民个人走向良心起义、尊严自证、灵魂升华的唯一道路，而且也是人民摆脱政治恐惧的社会心理病态实现自我救赎和文明跃迁的唯一道路。

对于自由民主理想主义者来说，行动是必须的，因为只有行动，我们才能避免人民因缺乏实例支撑从而陷入无法实现命运自主的困局，才能阻止独占性、排他性的权力垄断集团在转型时代以各种变体继续奴役人民。在人类野蛮的历史长河中，随着人道文明的进化，暴力威权文化亦不断吸纳新资源而变换形态。未来的中国，不仅面临着极权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之间的博弈，而且在极权崩盘后，还可能面临李光耀－普京式一元“鸟笼政治”与多元均衡的宪政民主政治之间的博弈。中国宪政民主事业推进者如欲推动极权主义的消融与和平转型的实现，并防止新加坡－俄罗斯式小格局、小容量的强人政治为中国未来埋下停滞、动荡的祸根，必须采取坚决、智慧的自由联合行动，做大做强人民主体的自主力量，以强大的公民社会制衡政治权力，以成熟的政治反对力量建设性、战略性地规制执政力量，并最终走向三权分立和普选时代的正常轮替，从而使政治转型走上最符合人民主权要求、最有利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方向：用政体革命压倒政体蜕变。中国需要反对党，这已成为中国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强劲呼声。中国民主运动负有在这块土地上创建一个自由、文明、强大、且有纵深动员力和全局统摄、扁平结构的现代政治反对党的历史使命。为了创建这样的政治反对党，我们必须行动，必须秉承高度责任感、智勇兼备的行动，必须尽可能在达成圆桌共识基础上、在修法改制基础上或在赢得民众极大同情和立体参与基础上，果断、纯洁、透明的行动，并担当由此而来的一切厄运。

作为一个已将生命和自由民主事业融为一体的老战士，回顾过去近三十年的奋斗历程，我实在地感受到：我们为中国政治反对运动所做的探索和付出并没有白白虚掷，我们脚下的路越来越宽，而心灵中理想的天空越来越辽阔空明。能有机会参与到自由民主力量多难兴起的历史进程中；能在其间承担某种构形造势兼冲锋陷阵的使命，并数次充任力扛逆流的受难担当者之一；进而在受难担当中得以窥见或体验人类精神世界里某些理想性、悲剧美学性或宗教般圣洁的因素，是我凡俗生命的无上幸运。在自由的遐思中，这让我联想到了中国古人所创设的那个脚踏大地、头顶天空的人字造型的无限深意。

杨茂东（郭飞雄） 2014年11月29日